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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国际日期 2019-09-12 22:3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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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这可能不是西方熟悉的民主,但在越来越绕过议会和政党的21世纪,它可能指向一个未来——依据公众直接参与而非遵循19世纪制度来评判政治制度好坏的未来。

近年来,欧洲融欧和反欧、接纳移民和反移民的党派争斗互不相让,政党制衡开始演变为缺乏理性的“否决政治”。一些国家将政治难题诉诸“全民公投”,不仅难以弥合民意裂痕,反而带来更大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分裂。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事与愿违,民粹情绪泛滥,激化各方矛盾。卢森堡外长阿塞尔·博恩苦言:“如果要搞垮欧洲,只需多来几次全民公投即可。”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特征日益显著,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加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两党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以党派划线的“否决政治”特征明显。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美国民主政体已沦为否决政治,阻碍形成能真正促进公益的政策或改革。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雅若林认为,西方党争导致重要决策被利益集团绑架,选举政治的相互否决已陷入向下螺旋通道,对西方体制失灵的担忧不再是盛世危言,而是眼前严酷的现实。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为此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论。在概念和理论建构过程中,他们掩盖了自由民主发展的历史,把自由民主运行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民主内含的平等价值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性去除掉,将其描述为一种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体模式,并且宣称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资本主义和多党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

从制度传承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

对这些问题的合理回答引出我的第三个结论:中国不能,事实上也不应接受一种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采取西方自由民主制,将大大增加中国停滞不前的可能性。

西方代议制民主看重选举形式,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作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多数”成为代议制民主游戏规则的核心要素。然而,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而产生的“多数”,往往是相对的,有时候甚至只有“一票之差”。“关键一票”可以产生总统或首相,但并不是多数国民意志的真实反映,其中有许多“潜规则”起作用。公民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出去,已将权利转交给另外一批人(政党领袖或社会精英),希望他们能代理民众管理好国家。但这批人是不同政党利益的代表,其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是按实力而不是民主的原则进行的。他们不是从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从个别党派、个别利益集团的私利出发,或者是按照本党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好恶,来制定政策、治理国家。选民虽能行使“一人一票”权利,但在决定由谁来组成政府的问题上却没有直接发言权,因而这种国家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会和决策权力集中的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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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最近20年,民众大批逃离政党,缺席政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未能应对时代的挑战。

民主“民粹化”恶化了国家政治生态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分配,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条件下,各种利益矛盾会转化为族群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自由民主”危机呼唤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因为面对各种矛盾,不反思“自由民主”,不深究我们今天现实的历史起点,不批判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不复归民主的平等和多数特征,人类就很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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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柴尚金 工作单位:

2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签署公告,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新华社 发

“一国”——“文明型国家”

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能抵制政治改革和变为西式民主国家多久?随着中国进入以西方市场规则为基础的经济转变的第四个10年,许多中国观察家都提出这个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日益凸显,财富分配“零和游戏”愈演愈烈,造成不同利益群体情感隔阂和相互对立,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向紧张。一些极端政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政党理念主张和活动方式民粹化,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更加极端。在欧洲,极端政党在一系列选举中得票率激增,反映了广大选民对传统执政党的普遍不满。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以超过25%的得票率掀起一场政坛“地震”。2015年1月,希腊极左翼联盟赢得大选,与右翼“独立希腊人党”达成协议从而组成联盟政府。2016年,在传媒误导和民粹政党操纵下,英国盲目举行脱欧公投,脱欧派以微弱多数胜出,但看到结果后,很多投了脱欧票的民众却反悔了,要求再次举行公投。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认为,在西方政体下,真正对老百姓有利的议案,是上不了公投台面的,民众的兴趣焦点都被媒体操纵转移到移民问题和脱欧问题上。因此,在英国,没有是否参与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公投,也没有是否限制富豪财产的公投,更没有是否增加社会福利的公投,而在极右翼主导的反移民议题及其相关的脱欧问题上,却有公投。如此视公投为儿戏的“民粹化”做法,使西方民主政治生态更加恶化。

通过建构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全球化,资本成功逆转了二战之后劳资力量对比平衡的局面,劳资博弈的天平压倒性地偏向了资本的一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政权不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权不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也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制度有意思的一面在于,在一党制国家下面,是政治创新方面的有趣实验。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市政会议、社区代表大会以及我们西方认为是大规模民调的东西,默默推动公共参与和草根决策。

票选“政治合法性”渐失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全球化解除了民族国家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代表劳方利益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可以节制资本的条件。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

澳大利亚Crikey新闻网站12月10日文章,原题:为什么中国不会——也不应——推行自由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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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修墙拨款申请被国会抵制导致美国政府停摆,之后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将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推向新高潮,也使西方“自由民主”否决性政体的弊病暴露无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

西方媒体、领导人和学者认为,若无西式民主,中国经济发展注定会放慢,甚至可能突然土崩瓦解。这种观点的讽刺之处在于,西方欲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输出的这种制度,正日益遭受怀疑和不信任。

正因如此,西方国家许多人不信任政治,不参加选举投票,近年来不少西方国家的大选投票率都不超过50%,特别是年轻人不投票、不发声的比例上升,如2016年11月美国大选时,18-25岁的年轻人投票率仅12%,英国脱欧公投时,年轻人投票率只有36%,瑞士从不参加选举投票的年轻人高达2/3。如此低的投票率如何反映全民意志?公正公平的政治合法性又如何体现?德国《民镜》周刊载文指出:“选举不再是抵达公平正义的正道坦途,各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处于紧急状态。”

“自由民主”从本质看是自由 民主的一个组合,它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这个组合中,民主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规制,而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也接受了大众民主力量的约束。这个组合的稳定运行有一个条件,就是劳资之间力量对比的平衡,好的国家治理正是建立在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基础之上。

“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英美,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

西方民主制以为周围世界将会,且总会以一种慢速有序的方式前进。这可以让领导人和民选代表有足够时间用审议的方式决定政策。它还认为,政党制度总能集合、充分代表并回应民众关心的议题。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组织原则无一能继续运用。政治人物和议会几乎无法了解或预测这个超快速、超复杂的世界。

政治;选举;代议制;民主;议会

从历史上看,自由民主直到二战之后才真正在发达国家稳定下来,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资产阶级在劳方力量不断滋长的条件下为了避免被颠覆的命运不得不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在西方建立了福利国家。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

鉴于这些严重问题,我们怎能期望中国接受在西方都勉强维持运行和合法性的制度?

西方代议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表现,这种权力分立、相互监督和政治公开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防止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垄断,欧美许多国家接受并推行议会制,出现了所谓“议会至上”时代。

2016年美国大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西式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源自19世纪的思想——不再是最佳的,甚至在21世纪都不能运行。提高领导力也救不了。这是因为,过去20年,这套制度日益与世隔绝。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防止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垄断,欧美许多国家接受并推行议会制,出现了所谓“议会至上”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集团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推崇政府作用,弱化议会权力。掌握经济命脉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精英,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政治程序,将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不断扩大政策影响力,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国家重大决策之外。随着西方国家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不断扩大,国家权力进一步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导致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加剧,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受阻。

这种逻辑悖论是,“自由民主”一方面鼓励多党竞争和政治多元化,一方面又必须以社会共识的存在为前提,这意味着在不存在社会共识基础的国家,多党竞争和政治多元必然会撕裂社会,使国家陷入到各种阶级、族群和党派冲突中无法自拔。

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这种解读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美国选举一向被称为“烧钱游戏”,每个参选人的背后都有数目可观的金主做后援。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和个人政治捐款的额度限制,彻底撕下了金钱政治的遮羞布,之后的政治捐款和选举费用接连攀升。有报道称,印度邦以上所有候选人均在竞选中“赠礼”,25%的选民在选举中收到候选人“赠礼”。为规避法律,赠礼多由与候选人无直接关联的第三方出面,以食品、酒水、现金、支票形式发放给那些支持者。2014年印度人民院选举连任的100多名议员中,有32人的个人资产比初任时增加1亿卢比,其中腐败不言而喻。

然而,作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组合,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劳资之间暂时处于力量对比平衡的结果。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西方代议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表现,这种权力分立、相互监督和政治公开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在早期能适应西方社会需要,曾经推动了西方民主发展。然而近年来,西方代议制民主片面强调形式民主,只重视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忽视选举之后的民主监督制衡。再加上西方社会民粹主义与极端政党崛起,票选民主和多党制衡游戏化,西方代议制民主不仅无力解决当下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而且深陷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困境不能自拔。

中下层白人对民主党失去自己经济左翼的特征转向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表示不满,纷纷站到了高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旗帜的特朗普一边。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选举民主实际上成为金钱民主

从阶级利益而言,资产阶级并不愿长久接受这种平衡,因为在这种平衡中他们失去了大量的利润,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时机,并为资方重新压制劳方创造条件。

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在一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各类急难险重,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往往因政见分歧而相互倾轧、恶斗不止。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议会与政府的权力结构矛盾贯穿于代议制民主始终,三权分立始终伴随不同权力之间的博弈,这一矛盾可以调和,但永远存在、无法解决。在当今网络化时代,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是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例如,在欧洲一些国家,左、右翼政党在“大政府”主张与“小政府”主张之间游移不定,议会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多党民主已变成多党角力,相互掣肘,政府、议院运行效率低下。在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议会立法被迫停摆已成常态。由于许多涉及民生的法案在议会无法通过,迫使印度最高法院卷入诸如规定垃圾处理方式、限制节日期间使用公共扬声器和燃放鞭炮等社区管理事务,司法无法可依的困局频现。议会多党制衡虽可防止政府揽权,但往往容易导致政府“短命”。意大利法律没有规定政府任期,但政府更迭频率创世界之最,近十几年来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而单独组成政府并能顺利执政。为改变政府软弱短命局面,伦齐当选为意大利总理后曾推动修宪公投,以缩小议会权力,让政府有更大作为,但修宪努力落空,伦齐不得不宣布辞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这就是典型的意大利政治,总理不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新华社 发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而西方国家有“义务”将这一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让全球每一角落都盛开自由民主之花。冷战结束后,少数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在东欧中亚频繁制造颜色革命,以彻底完成民主化转型,导致一些国家解体和民族分裂;在非洲,普及多党制民主,引发一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新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激化;在西亚北非,强推“大中东民主计划”,颠覆了一批所谓的“不民主”政权,结果很多国家并没有因政治转型而变得更好,相反却倒退到部落冲突状态,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由此陷入长期内战。少数西方国家还以民主失范、选举不公为借口,加大对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等所谓“极权国家”的制裁封锁,大肆干涉别国内政,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霸权面目。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西方民主推行到哪里,哪里就动乱不断。

于是,我们见证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的荒诞剧情,一方面自由民主以民主代名词的形式扩展到全球,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一方面社会财富出现了反民主性流动,大量的金钱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逐渐瓦解,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失业工人和对全球化不满的力量,政治极化重新出现,自由民主制度陷入结构性危机。

从思想传承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如今,中国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查、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否决”政治加剧社会分裂

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西方学者花了大量精力探讨为何“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并不成功,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精英缺乏民主精神、大众缺乏妥协意识,忽视了所谓的民主精神、妥协意识只有在并不具有根本性冲突的国家中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显而易见的阶级矛盾和族群冲突,部分或地区人口缺乏基本的国家认同,那么“自由民主”的推行不仅不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善治,反而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危机甚至失败。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三权分立”异化为权力掣肘

与此同时,美国对资本的优待如果导致大量资本流动到美国,会造成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大的经济危机和全球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未来的世界无疑会是一个更加危机四伏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 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难以“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一再爆发,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在危机面前,西方民主政府的应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导致政府关门,而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也使得政府难以招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民主已死?》文章中指出,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尽管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兑现这些价值。《经济学人》于2014年3月发表了《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承认“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可能开始出现了逆转”。西方国家学者指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实现民主的基础,民主如果不能促进和平、稳定和发展,那就是骗人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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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同时,也借鉴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曾经对苏联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

传统的左翼政党在这一政治极化中抛弃了自己的基本盘即底层劳工,纷纷站到政治正确的自由民主一边,这就为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右翼政党上台创造了机会。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西方民主设计师认为,只有通过政党博弈和投票选择,才能产生出理想的领导人和政府。然而,多党竞争的票选民主却是“功夫在票外”,选举角逐最终以竞选“奇招”和金钱实力取胜。“选民是上帝”,得票是“王道”,有的人为拉票,高调许诺,好话说尽,但上台后无一能兑现。“一人一票”的结果很难表达真实民意,也难以选出公认的优秀领导人。有评论指出,选民投票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可以选择,但还是买不到优质产品。选举是人为操控的“纸牌屋”,政客“连任比责任更重要”,政治游戏里面藏着许多“肮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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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选举,候选人仅靠政策、演讲和口才是很难胜选的,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虽然金钱不一定能够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但没有足够的竞选资金,政客们的“总统梦”肯定圆不了。

而共和党事实上是代表上层资本利益的政党,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即将发生的变革不是上层向中下层的利益让渡,而是中下层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特朗普把劳资之间的矛盾掩盖起来,转化为了白人和少数族裔的矛盾,他的执政尽管通过减税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减税获得最大收益的无疑是资方而不是劳方。

西方代议制民主不是唯一选择

新华社 发

(作者: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科技大学基地研究员)

在极化政治重新出现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内含的逻辑悖论充分暴露出来

“一人一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金钱政治事实上的不公平,选民谈不上有真正的选择,只能凭感觉投票,或看谁给的钱多就投谁。尽管金钱政治并不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但利益集团诱惑政客、政客“量身定制”公共政策以满足资本利益的置换关系是不变的。

我们看到,在自由民主价值观越被接受的国家,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分歧就越严重。因为自由民主是一种由知识精英建构的理论,所以越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对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越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全球化对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冲击相对于中下层劳工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精英与底层的断裂,底层要安全、要工作、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精英要自由、要多元、要保护移民、要全球化。

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重大误解,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国家治理成功的原因。事实正相反,“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非常苛刻的社会结构性条件,缺乏必要的条件,它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失败甚至解体的动因。

这一理论建构将社会主义无论从价值还是制度层面都置于了民主的对立面,掩盖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稳定背后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将民主内含的平等价值和多数利益压制到了最小的程度。

在极化政治重新出现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内含的逻辑悖论充分暴露出来。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在发达国家都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还能指望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地移植“自由民主”制度就解决国内本来就存在的大量阶级和族群冲突吗?

缺乏必要的条件,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失败甚至解体的动因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新华社/巴西通讯社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恰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政党重新整合陷入分裂的各方力量,并有能力克服各种阻力回应多数民众的最基本需求,自由民主面对这种需求陷入了更大的政治正确危机。

福利国家将资本的收益通过财富再分配的形式转移给劳方,这种财富再分配第一次在西方历史上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虽然西方到现在还存在着代表劳方利益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型政党,但这些政党事实上已经很难履行维护劳工利益的职能,因为他们如果拒绝接受资本提出的减少税收、压低工资、削减福利的条件,资本就用脚投票离开自己的祖国,资本的离开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得不在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和没有工作之间做选择。

中产阶级从社会分层来说属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不太认同代表下层利益的社会主义,也无法认同代表上层利益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支持自由民主,也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基础。

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民主观,民主就变成了一种与社会结构无关的政治制度,似乎这一制度存在,民主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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